改革以来我国农业的超常增长，曾经是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。

其次，消费增长基本稳定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占GDP比重将有所提高土地资源尤其是耕地异常珍贵，但在招商引资中常常出现低地价或实质上的零地价。

主要表现为要素价格改革滞后和垄断，扭曲了资源配置，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。预计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高于上年。进入专题： 经济结构 。今年农民收入增速有望继续高于城市居民，有利于遏制城乡差距拉大。此外，去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速达到198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，且连续两年快于城镇居民。

推进土地制度改革，建立统一土地市场。经济结构调整，既涉及到投资、消费、出口三大需求结构的调整，农业、工业、服务业三次产业结构的调整，也涉及到东、中、西部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的调整，还包括产业结构、企业结构、产品结构的调整等内容。一定要突破单纯就分配谈分配的观点，我一直认为，这个问题是产权制度的问题，无论是土地也好，矿山资源也好，垄断行业的经营权也好，这些改到深处都是涉及到产权制度。

所以，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改革思路，就是改革政府自身。二是点上，推进股份制。所以，下一步这块应该通过市场竞争机制优胜劣汰，我们可否这么解决这个问题？主持人：还有一种观点，有进有退，像迟院长提出让国有资产发挥更重要的作用，包括你说的瞄准公益性的事，这能做更具体的一些分析吗？常修泽：国有资本到了今天，我认为确实需要有进有退，但是，必须对有进有退的内涵必须做出科学的、准确的、清晰的定位。我们的法律现在对于国有资产保护很严格，而对企业产权保护不力。

就是说，实际推进的速度，我的判断，比邓小平当年预计的要慢，实际情况推进的速度慢。还有一个是国有土地，国有矿山，国有土地非常低的成本从农民的手里拿过来，以非常高的价格卖出去，这价格包含买房子的老百姓，转移了很大一部分收入，把老百姓的收入从兜里掏了一部分。

因为在这样的体制下搞市场经济，行为的主体彼此是独立的，至少是相对独立的活动主体，你是你，我是我，我们彼此之间没有等级的关系，独立的人格，独立的地位，没有上级和下级，市场经济不承认等级制、依附性这个东西。按照他的时间表，到2020年左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成熟，而且定型。现在社会认识并没有达到改革开放以来，新的理论认识的水平，比如说新宪法，宪法我们已经修订过，它反映了我们改革开放的一些理论成果，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化恐怕还要对宪法进行修订。如果能够在这四个方面改革，就是在政府改革、国企改革、要素市场化改革和分配改革这四个方面往前推进的话，我们的改革会出现一个新的局面。

周教授，您认为怎样才能形成公平分配的格局，这里面需要哪些最基本的制度安排？周天勇：从我们国家的收入分配，像城乡差距、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比较大，基尼系数比较高的状态，我觉得分析有几种原因，一是历史结构的原因。我有一个观点，不仅起跑线是公平的，跑道也应该是公平的，不能国有企业的跑道平平坦坦，民营企业的跑道坑坑洼洼，这样也不行呀。第四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。二是有家庭的财产，存量资产也登记并且公开，要透明，不光是报给领导，还要向全社会公开透明。

而且这两个观点正在争论，我说我出第三种观点，你们这边是一国，那边是一国，我是两国变一国：国民待遇。现在感觉我们国家迫切需要的是社会体制改革，解决社会领域的问题。

从韩国、日本、台湾的情况来看，所谓的小微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在所有制上划分，实际上它属于收入分配格局一个重要的方面。您对这个怎么看？周天勇：我觉得公平有几个方面，一是程序的问题，规则的问题，你说公平但是程序不公平，规则也不公平，最后貌似是公平的程序，实际上并不公平。

包括资本、土地，以及资源性产品。我从调查的资料来看有两种印象：第一点印象，1992年所设定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任务，有好几个大的方面没有完成，尤其是一些关键性的、要害性的领域和环节，我们攻坚之战打得很艰苦，没有攻下来。二是不能把农村的收入差距再转移到城市，这需要在城市防止进来以后没有工作，失业率高两极分化，这个很关键，这也不是一个改革能解决的。所以，一定倒回来，定一个年限，一年两年政府的代表，官员和公务员全部退出人大代表，你在我怎么监督你呀。你提高税收，没有提高房产税的税收，提高小微企业、制造业的税收，把这些企业收死了，失业率提高两极分化更严重了。第二，政治体制改革，这个任务已经提出来了，而且我觉得走到今天，如果政府改革不配套的话，前一段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也保不住，这就是硬骨头了。

改革自身也需要做一些实事求是的分析，总之，大体上三种原因，有思想认识、理论方面的问题，有利益集团和利益格局的困扰问题，也有改革分类不细乃至于出现局部失衡的问题，这样进行分析，可能比较好一些。所以，按照我个人在《人本体制论》一书的研究的成果，未来中国的改革应是五环式改革。

另一个是国有银行，第一大支柱是国营工商企业，第二是国有银行，国有银行从老百姓的手里低息拿存款，中息放给国有企业，高息放给民营企业，很多国有银行信贷都通过第三方贷高利贷，各种乱七八糟的服务费，他们赚钱都赚到不好意思。现在有一种意识形态讲的，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可以缩小收入差距，但是从现在的数据来看，国有经济已经成了扩大收入差距的一股力量。

第二，收入分配结构性的不公平。为什么？因为每个人的能力天赋，用马恩的提法就是能力不平等。

如果再加上当今社会腐败风气的存在，产权制度性的缺陷，等等，就更强化了目前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。下一步我们经济搞活，增强竞争力，缩小收入差距等这些都涉及到制度。常修泽：对，但竞争性的，要在竞争中优胜劣汰。主持人：最后，请您们两位教授展望一下今后10年的市场化改革？周天勇：小平同志说的意思是2020年后就定了，改到位了，我觉得我体会小平的意思，2000年的时候我们初步达到小康社会，但是2020年的时候，我们制度基本是现代国家。

我认为国企改革已经走到一个关键的时刻。主持人：有差距才有动力。

首先是人大，行政领导应该带头退出人大，人大是评议政府的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的，还是我监督你做报告，弄颠倒了。主持人：但是，把个税起征点提高了，对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一个好事。

这三个是均等的，第一个，大家在这个阶段都一样，第二个，公共服务在这个阶段免费，第三个是无差别，这样在整个高中毕业之前形成同样的能力，同等的能力，在起点上是平等的，当然人的智商不一样，但是大体是平等的。而要改这个，相应地支出结构得改，要是不从三公消费的地方开刀，还是公款吃喝、公款旅游、公款用车，政府收入势必还会增加。

刚才说两个鸡蛋跳舞，还有一些国有企业，包括部分央企，以及省属国有企业以及市属国有企业，这些功能重点不在这个领域，他们实际上还是在次重要的领域以及竞争性领域，这里面就应实事求是，这些企业怎么办？从战略上说，国有资本在理论上应该逐步退出，但现在的情况比较难。常修泽：恰恰保障房国企不愿意玩。如果建国初城乡转移放开的话，我们有在农村有那么多50多岁、60多岁、70多的人出不来。在一些具体改革的领域里面，我们分类分得不细，比如说，国有企业是不是要分成公益性的、还有一些非公益性的？特别是前几年关于医疗方面、住房方面有值得研究的问题，比如，住房，九十年代的时候，直到本世纪前几年，对于廉租房的制度重视得不够，忽略了，把商品房凸显得比较厉害。

而且，邓小平同志当年说的主要是属于经济体制改革，展望下一步，我个人觉得还应突破邓小平当年设想的经济体制改革单一的范畴。主持人：市场经济内在的基本属性是不能确保结果是公平的，刚刚周教授也说了，可能我们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市场经济改革不到位，导致机会并不公平，程序并不公平。

我觉得国有企业整个资本要社会化。第三，国有企业资本社会化，要通过社会化有几个好处，一是改变职能机构，二是为养老等社会保障补充资金，三是改革企业的治理结构。

比如说准入制度不公平引起国有企业的垄断和方便，在市场经济竞争不公平。这样2020年我们完成工业化，工业化制度的配套，软环境的配套就是现代国家，所以，我想十八大以后的八年任务很繁重，就是克服利益集团的梗阻，要尽快的改。